饥荒食谱大全以及配方（饥荒食谱）

而实证研究中论据的转换则在全样本和抽样样本之间发生——在大部分情况下，全样本证据不可获知，只存在于理论世界中，在经验世界中只能依赖科学的抽样证据来推论全体。

而无论是正向分析，还是逆向分析，都改变不了分析的本性。然而，诚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还原‘彭宇案真相能否让道德闪光，此点依然存在疑问，再加上彭宇案一审判决的推理和归责的问题，无论其案情真相如何，彭宇案本身的负面影响很难褪去。

无论是侯猛所推崇的从后果逆推到规则的推理，还是陈柏峰将法教义学方法作为与社科法学相并列的众多裁判方法当中的一种的立场，这些主张都忽视了法教义学裁判方法和社科法学裁判方法的根本区别——它们并不是处于同一个位阶的裁判方法。道德领域是论证的领域，而非简单原始的事实。……更尖锐的问题是：立法难道不是民意的表达吗？谁有权力在司法中否定立法时所表达的民意呢？法官面对具体的案件，究竟怎么样去采摘法律外的民意呢？[67]在法律规则之外去提取和证立民意，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法教义学立场的这种规范后果主义，与法教义学一般的推理论证的区别在于顺序的不同：前者是从后果到前提的推理，而后者是从前提到后果。[77]近年来关于疑难案件(例如许霆案、于欢案等)的讨论和解决，实际上很多都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的，亦即大众提出各种质疑和观点，专家学者们从各个角度纷纷提出自己的质疑、观点和论证，法官在通盘考量这些观点和论证之后，作出相对比较合理的判决。

[23]参见孙笑侠：法律人思维的二元论——兼与苏力商榷，《中外法学》2013年第6期，第1105-1136页。为了表达方便，我将这种后果主义的主张称为规范后果主义。与之相应，也很难在立法技术上通过法条禁止某一具体的行为模式，来达到一劳永逸的规制目标。

[42]参见徐涂宇、侯猛、尤陈俊、陈柏峰、成凡、李学尧：社科法学六人谈，载《法律与社会科学》第13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22-332页。(二)通过解释学立场定位后果主义的可能性 疑难案件与一般案件的区分，很难寻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50]参见注[47]，凌斌文，第224-244页。[37]唐丰鹤似乎便是持此种立场。

这尤其体现在孙笑侠针对苏力所言所作的反驳上。易言之，演绎推理无论正向或逆向，其结果都一样。

[64]不得不说，夏皮罗和德沃金的观点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当法律是由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构成时，法官可以进行简单的形式主义抽象和演绎，或者通过复杂的创造性诠释寻找唯一正确答案。如此一来，这个逆向推理无异于画蛇添足。[7] 据此，法律认识的任务可被界定为根据法律规范作出对案件事实的判断。无论规范如何被预设，社会的变迁总会改变规则适用的具体环境，这是法教义学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换言之，我们必须尊重规范后果和实用后果的二阶性——在司法裁判中，通过以规则为基础的法教义学方法获得规范结果是主导，而将注重实用后果的社科法学方法作为特殊和例外。2012年南京市政法委书记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彭宇承认自己撞人，并且在二审前达成过和解协议，参见彭宇案真相浮出，谁能淡定，载《法制日报》2012年1月17日。许霆的父亲就不服，不少法律人还在媒体上挑剔这些论证，而且也并非没有道理。因此，凡是分析和考虑司法裁判问题的疑难案件，均专指法律适用中的疑难案件。

[51]要解决这些问题，采用一阶/二阶行动理由的分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72]从表面来看，似乎司法思维和大众思维的关注点不同，但实则未必：在四川泸州二奶继承案中，也许舆论所代表的大众思维没有关注法律条文所关注的遗嘱形式，但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遗嘱继承人是否系二奶身份，该身份是否会影响遗嘱的成立？许霆案的定罪量刑问题、银行的地位、与贪腐类判刑相比较的问题，司法思维和大众思维都同等关注。

如果先确立的社会效果确实落在规范后果的范围内，那么无论是正向推理还是逆向分析，都能获得这个效果。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将此种后果主义称为实用后果主义。

对于如何客观地区分一般案件与疑难案件的难题，通过解释学的立场，从舆论和民意着手可以获得有效的解决。后果主义只能作为特殊和例外的裁量手段。依照法律规范判决，排除个人的经验和法感，排除民意(公意)的干扰，排除任何形式的外在干扰，这正是法教义学推理和论证的价值。但是，舆论的这个问题，并不阻碍我们如此使用舆论，即无论是否真实反映民意，当舆论反响强烈时，司法机关就应该反思判决结果的合理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科法学方法都是相互补充的，而是也可能彼此存在竞争关系。司法的最终正当性在于民意，[65]某些司法裁判的结果被认为不正义，首先会通过民意表现出来，例如彭宇案许霆案等。

然而，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更具体地讲，后果主义在司法裁判中究竟该如何安置？ 三、后果主义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和适用 (一)规范后果与实用后果二阶区分的必要性与难题 在前述两部分，笔者分析和阐述了法教义学方式的后果难题、后果主义主张得以成立的可能性及其在司法裁判中的重要价值。

例如在对许霆案的分析中，苏力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律推理和论证，而在于结果无法为人们所接受： 显然，广州中院的重审判决，广东高院的裁定书，都听取了许多法学人的建议，有了更好的论证和推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面对的难题也在于此——坚守规则，则可能陷入僵化的法条主义。

首先，舆论确实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它与民意并不一致，舆论可能夸大、片面、虚假、变动不居，但无论如何，它是民意的一种表达方式。然而，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从何处获得一个正确的结果来否定通过法教义学方式所获得的结果？法教义学方式所建构的合理推理和论证方式，与正义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否可靠？可以说，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正是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之间的争议所在。

最后一部分从解释学立场重构后果主义方法与法教义学方法在司法裁判中的各自地位与地盘。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随着网络的发达，信息、舆论能够迅速通过网络平台传播、发酵。参见唐丰鹤：司法裁决的后果衡量，《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48页。然而，对于如何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问题，孔祥俊首先肯定了依规则裁判的重要性，但是又指出社会效果是举足轻重的评价尺度。

但是由于并不存在一个客观标准来对疑难案件和一般案件加以界分，我们必须采取解释学的立场，以舆论为手段展开论证，通过舆论的(尤其是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积极意义及其与民意之间的可依赖关系，为二者划定各自的适用领域。[66]但是一个案件之所以成为公共案件，必然是因为其成为民众和媒体争论的焦点。

而如果根据德沃金的观点将每个案件都作为疑难案件，则法官要重回通盘考量的困难之中。逆推不是变魔术，正向推理和逆向推理不是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方法的关键差异。

(四)实用后果主义方法在疑难案件中的适用 通过舆论，以民意为标准，本文界分了疑难案件和一般案件的各自地盘和领域：凡是舆论关注、民意较大的案件就作为疑难案件，适用后果主义方法，寻找到正确和正义的判决。[58]参见Ronald Dworkin, Justice for Hedgeho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1。

因此，只有给后果主义在司法裁判中寻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其价值才能得到有效发挥。[17]另一方面是社科法学意义上的法条主义批评。而社科法学正是从后果入手展开，直指法教义学的要害(即法教义学的思维与社会实践之间没有建立相关性，很难回应社会实践，往往脱节而不自知)。[30]陈林林、许杨勇：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求是学刊》2012年第3期，第86页。

产生不正义后果的法教义学运用于是就被批判为法条主义。第三，法教义学反对轻视规范文义的倾向，主张认真对待文本本身。

依法裁判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是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通过舆论的持续关注反思司法裁判的问题，就是一种非常可行的途径：舆论的关注，引发民意的考量，引起关注的案件可被界定为疑难案件，对之加以后果主义考量。

[44]可以看到，社科法学提供了一系列可靠的、得到合理论证的后果。其次，社科法学的方法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法经济学方法、法政治学方法等)，如此一来，对于后果的裁量中，何种(几种)方法居于主导，必然也就陷入混乱当中。